【人物專訪】孫隆基與他的新世界史
打破黃土帶迷思 華人歷史學家孫隆基年底的北上廣之行，一路講座可謂場場爆滿。聽者既有須發斑白的老人，也有攜帶孩童的中青年。80年代那場文化熱中，他們閱讀弗洛伊德和列維·斯特勞斯，也思考中國人的國民性。彼時，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尚未在大陸出版，但覆印本被廣泛傳閱。在“國民性批判”上，他常常和柏楊、李敖相提並論。
20多年光陰倏忽而逝。當年那位意氣風發、對中國文化近乎“千刀萬剮”的批判者早已華發叢生，研究視角也從魯迅、中國文化、中美文化對比，縱深至世界史領域。這項研究與避開洋流、越過暗礁，搭乘木架艇從古大陸到大洋洲拓殖島嶼的先民相比，算不得危險，但也足以讓一個東方研究者皓首窮經。畢竟，此前的世界史研究，一直由西方歷史學家主導。 70歲——這個孔子看來“從心所欲”的年齡前後，孫隆基開始寫三卷本的《新世界史》。“我的胃口被湯因比撐大了。”和記者擠在汽車後排，匆匆趕往下一場講座的路上，他開起玩笑。誠然，如果不是在上世紀60年代看了盜版的12卷本《歷史研究》和斯賓格勒著述《西方的沒落》，孫隆基的學術研究或許是另一番景象。
現在，輪到他向年輕時的學術偶像致敬。正如《新世界史》開卷第一句話所言，目前該是將歷史性質的理解通盤翻轉的時候了。
“文明古國說”之謬 距在長寧區圖書館的演講還有一個小時，孫隆基在附近一個購物中心的快餐店吃了晚飯。“我也算趕上‘戰後嬰兒潮’了。”乘坐自動扶梯時，他突然問起記者是哪裏人，並談到自己身世：1945年重慶出生，祖籍浙江。孫隆基面容清臒，身材頎長，是典型的江浙人長相。 18歲到台灣大學讀歷史，70年代初去美國深造，1981年至1982年，又到覆旦大學進修。最初計劃研究左聯，沒想到次年卻寫出“洛陽紙貴”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此後多年，他往返於美國、加拿大等國多所大學任教。直到2005年回到台灣，任職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早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孫隆基說，雖然在美國生活了34年，但在美國不生根，在中國也不生根。“鄉愁，有一點;要說很深的概念，真的沒有。”就像從來沒有回過祖籍地浙江，也不知道祖父的名字，孫隆基覺得這樣也好，至少看問題不會陷入某個時間、時段，慢慢就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先是研究中國文化劣根性;看了上百部好萊塢電影後，寫下《美國的弒母文化》。回到台灣，又應邀寫一部21世紀的世界史。“胃口撐大，就研究而言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這種宏觀的意願，就像《史記》裏項羽看到秦始皇出遊，說‘大丈夫當如此’。”
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孫隆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四大文明古國”概念——伊拉克、至1971年仍被稱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埃及、巴基斯坦、中國 (見《新世界史》。與國內通常說法存在差別)。這樣的稱謂，不管在中國教科書，還是《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裏均屢見不鮮，得到國際公認。孫隆基認為，如同“全球化”一詞上世紀80年代才出現，“四大文明古國”也是現代概念。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蔚為歷史潮流，隨後出現以“古國”命名的地域。
“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國，怎麽成為古代文明?”“‘文明古國說’在印度也害死人。印度人說，怎麽遺址都在巴基斯坦境內?他們很不服氣。”他端坐在演講台，西服前掛了條博柏利圍巾，批評時眉頭緊蹙，卻不失溫文爾雅。尤其令他不滿的是，印度學者因為該古文明馳名於世的遺址大部分在巴基斯坦，轉而強調印度境內早已幹涸的古老河道薩拉斯瓦蒂周邊的遺址，甚至將印度河流域文明改為“印度河—薩拉斯瓦蒂河文明”，這樣一來，古印度也變成了“兩河流域文明”。 外交學院政治學教授施展也解釋過“文明古國”一說存在的問題。這是預設人類文明史從一開始就是以國別、民族來敘述的，但事實上，國別、民族的概念直至後代才生成。重視“古國說”，是一種對於“認同”的需求，因為這樣可以便捷利落地為人類文明找到一個貌似輪廓清晰的起點，更可以用來證明本國文明的偉大意義。在孫隆基看來，“古國說”雖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義的需要，卻模糊了遠古文明起源的圖像，“很難想象500年後還會有這種概念。”
與“古國說”對應的則是文明之濫觴。普遍的觀點是，兩河流域、尼羅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相繼產生了世界四大文明。但孫隆基用大量考古學、人類學材料證明，農牧業起源地並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各“文明區”也絕非孤立發展，而有綿延不絕的聯系。孫隆基形容，埃及就是農耕文明與放牧文明的“外祖母”。
進而，他總結，“古國說”是西方的概念，完全從農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將遊牧與放牧地帶排斥在外。事實上，在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的“環阿拉伯遊牧—放牧覆合帶”，並非被農耕文明進化拋棄後的殘余，而是與農耕文明並駕齊驅的經濟形態。只因為相對來說不定居，是小規模城郭，也無中央管制，沒有發展文字書寫的需要，就被視為二等公民，甚至“蠻人”。
《聖經·創世紀》中，亞當和夏娃的兒子該隱與亞伯，一個是農夫，一個是牧人。上帝偏愛亞伯，該隱心懷嫉妒就把亞伯殺了。孫隆基說，這個故事背後的隱喻是“環阿拉伯遊牧—放牧覆合帶”對農耕文明的敵視。巧的是，伊斯蘭的誕生地就在北阿拉伯貧草原和綠洲地帶，也是“遊牧—放牧地帶”。這一文明，在漫長的演變中對人類歷史發展可謂影響深遠。沒有亞歐大草原和北阿拉伯幹草原、鄰居的沙漠綠洲地帶，就沒有古代世界的“殉葬師”匈奴、絲綢之路、貫通亞歐的蒙古大帝國，也沒有古猶太信仰和地中海化的基督教版，更不會出現伊斯蘭世界。
再問“大中央主義” 孫隆基第一次到北京，是“文革”結束後不久。80年代，他在上海親歷了“文化熱”。2010年又參觀了世博會，還順道去了南京。他直言，現在看中國人的表現沒那麽負面了，“有些表面的現象也過時了。”在駛往市中心的高架上，他看著窗外的車水馬龍說道。 他多次堅持，作為嚴肅學術著作的《新世界史》，與無意間走紅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沒有關聯。但依然有好奇者試圖從中找出某種孫氏思維的內在邏輯。尤其是，他在新書中不僅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有待定論，還毫不留情地直指當下中國史前史研究必須銷毀的“四大偶像”。如此表態，難免不讓人想起《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的經典自陳：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地”反省的結果。 知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感嘆，中國歷史教學受制於兩個怪圈：一為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另一為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於是，本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如夏、商、周、秦、漢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根棍串下來，成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孫隆基對此深有同感，稱這是一種根植於思想意識深處的“大中央主義”，因此盡管中國幅員遼闊，卻只有一個統一的北京時間，不像俄羅斯有11個時區、美國有4個時區。 在中國早期的考古實踐中，“大中央主義”亦在發揮作用。上世紀20年代，中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接連發掘後，立刻被樹起界碑，分別成為了新石器盛期和新石器晚期文明的代表。至於後來發現的眾多遠古遺址，都被視為受其影響、輻射的邊緣區眾星拱月。2000年，又有學者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論”。這在他看來不過是中原主義的新版而已。 他將這種“執念”稱為“黃土帶的迷思”，“中國人自身認同就有一個是‘黃’，祖宗是黃帝，黃土帶又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溫床。”不過，近年來中原中心論的觀點逐漸被挑戰。2013年，台灣學者郭靜雲關於中華文明的新起源說，就被認為石破天驚，並引起不少爭議。她將中原移至江漢一帶，認為先楚文明才是中華文明最先進的核心;殷商與北方遊牧民族有直接關聯，二裏頭文明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江漢流域文化之“邊城”。 郭靜云的學術觀點，大部分孫隆基是讚同的，“這樣的提法，當然會和傳統觀點形成很大的差異。問題是，中國人現在還是大中央主義，如果對古代的大中央主義‘消一下炎’，可能就會對現在的觀點有一些批判。”他的治學之路受法國年鑒學派影響很深。該學派認為，歷史是全面的、整體的，包羅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每個片段都不是孤立的，只有都被鏈接起來才能得以看到歷史的全貌。 他說，比起古人來，今人才是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我想知道所有的未知。” 農耕文明並非來自大河流域。講到文明起源時，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對文明古國提出了一些定義。比如，從新石器時代到文明階段，至少要有幾個階段，如：農耕和畜牧，使用陶輪制造陶器等，還有冶金以及文字的發明。到後來，就有大規模的灌溉農業，主要在大河流域。但這種說法到現在，已有大半個世紀了。 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很容易得出“四大文明古國”的概念，而這些古國的文明之所以能率先萌芽，與四條大河息息相關。 但20世紀中期已有人指出，農業的發明不在大河流域，最早發展出農牧業的是環繞兩河流域的山側地帶，今天我們種植的許多種作物和馴養的許多種動物，其野生祖宗都出在這裏。甚至連埃及都沒能獨立發展出農牧業，因為沒有山側地帶，地理條件不允許。 農牧起源地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這從美洲也能得到證明，北美洲最吸引人居住的地方是密西西比流域，它條件比伊拉克的兩河、比埃及好得多，但是文明偏偏不發生在那個地方。 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最早進入文明的地帶可能不是黃河流域，而是江漢流域。江漢是小河道交錯的地方，不是一條大河流域，應該是產米區。
柴爾德那種解釋文明起源的模式，顯然是受了英國推廣工業革命模式的影響，英國工業革命是從一個中心向其他地區蔓延的，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古代文明也是這麽推廣的。 很明顯，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埃及與印度，並不是發明農牧業的地方，其農牧文明是二手的，只有兩河地區和中國，才是發明了農牧業的地方，中國有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黃河地區的先民獨立馴植出小米，而大米的種植，也是中國最早。
雖然埃及並非發明農牧業的地方，但它地位可能更崇高，因為它直接影響了古代近東最早的新石器文明，此外，北阿拉伯的遊牧文化也受到尼羅河一個綠洲的文明影響。可以說，埃及堪稱是農牧業的外祖母。 如果我們接受全人類都是從非洲走出來的（目前為止考古的證據是非洲，將來可能會被推翻，現在中國國內不少學者不太信服這一點），則人類走出非洲主要的通道就是尼羅河流域，尼羅河的功能有點像白令海峽，是人類進入新大陸的唯一通道，由此可見，埃及的地位應不止於四大文明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