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從撰寫《新世界史》看今日臺灣的歷史教育
筆錄者非歷史系科班出身，碩士班也非正統的史學研究所，直到考取中正歷史學系博士班，才算登堂入室。從小學開始，也曾遇過照本宣科讀教科書的老師。只是到了大學之後，還見到不少這種「教授」，倒也令筆錄者驚訝。先生也說，名校的老師偶而亦如此。先生撰寫的《新世界史》，原本是臺大教務處給臺大出版中心派任務，出版一本新教科書取代臺灣至今仍依賴的20世紀的世界通史教材，尤其是用舊了的救生圈王曾才。後來聽聞先生的書在中國大陸也簽約，臺大出版中心方面認為競爭不過簡體版，最後退出了原約。不過，先生依然按照原來的規劃撰寫，只是後來每一章的分節越來越多，已不適合做為教科書。
某臺大校友向先生言：不要期待臺灣的老師會用先生的《新世界史》，他們會另覓自己能掌握的，甚至一本薄薄的英文書籍對著學生逐句翻譯。這樣一來，便不需要準備很多資料，不用像滿漢全席一樣的饗宴學生，後者的胃口也不見得有多大。其實許多歷史系所的老師也不見得能讀懂，有人連20世紀的舊世界史教科書也在堂上逐字逐行唸，真令筆錄者感到新、舊沒有差別，新的寫成有何用？這本書當作教科書的可能性極微，因為超出兩卷以上就是參考書了。臺灣的老師們多半會回歸王曾才先生的《世界通史》。西方哲學界有「回歸康德運動」，臺灣世界史教學一直以來都有「回歸王曾才運動」。
先生的書本名為《世界史新論》，但中國大陸的出版商認為這樣的書名較難銷售，聽起來像是史論，不是通史。先生也發現臺大和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一套《中國史新論》，由王汎森、黃俊傑等人寫的，先生反而自己一個人寫世界史新論。書中的論述很多，並非單純的年代條列，該是史論，但迫於市場壓力，仍然易名《新世界史》。之後，先生索性為它注入一重新意：「新」的世界史也可指歷史必須日新又新。他說:「今之不存，古將焉附」，好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先生讓書名發揮「子孫發明祖宗」的內涵，歷史詮釋本來就隨著時代翻新。用電腦軟體比喻，最新的版本是用Win10，如果你還在用Win98，那就是落伍。保存資訊現在用隨身碟，更早用的是磁片，必須先格式化處理才能使用，否則甚麼資訊都容納不了。格式化就是給資訊一個結構，沒有不具結構的資訊本身。資訊結構與葡萄酒一般，是看年份的。因此先生才會說道，現在還用民族主義史觀談歷史，將予人電視上演穿越劇的感覺。
先生在〈總序〉裡提到，不要以為古人比我們更瞭解古代。他們身在廬山中，故不識廬山真面目。古代是另一個國度，你是外國人，但本國人當局者迷。舉例而言，一個古埃及尼羅河的農民不會知道巴比倫；法國大革命期間，里昂發生反革命，里昂人對巴黎革命的訊息大概知道得比我們還少，能觀法國大革命全豹者，唯後人耳。
因此，先生覺得「新」比「古」重要。否則為何寫「新世界史」？不只是取代王曾才的舊教科書，而是在構思上帶有革命性的。
筆錄者也反問先生：「就像老師不走主流一樣，總是會有叛逆的學生。」筆錄者也像當年學生時代的先生一樣，不想隨波逐流。譬如筆錄者認為臺灣幾年前推行通識教育蠻熱絡的，經費也不少，欣賞到某些研究能量很高的通識老師。但因為他們被歸列在通識，所以在主流的學科中被視為異類，他們到其他領域可能都難以融入，但卻很受學生的歡迎。另一方面，臺灣的歷史定位經常牽涉到認同的問題，歷史教科書的書寫，幾乎等於在為政治背書。先生則認為還是有緊跟學術時尚者，至少像美國歷史研究主流是什麼，南港（指中央研究院）就跟著做，如身體文明、歷史記憶等議題。
先生認為目前臺灣的世界史教學最嚴重的問題是師資。重點大學徵人時都先註明只考慮外國學位。出國留洋往往涉及外語能力，非歷史系學生的強項。倒不乏外系出身，憑外語能力強而出國學藝術史，學成歸國被聘為「世界史」的教授。先生曾聽聞過某系讓一位論文研究印象派的藝術史博士去教世界史，結果上臺講完印象派之後，便讓學生輪流上臺報告，老師坐在臺下聽，實施「同水平教學法」，維持了同學未修課前的水平，其實是師生共謀繳白卷，蓋印象派與自網路上下載、剪貼者，皆非「世界史」。先生並非提倡出身成分論，端視老師願否自修。科班出身者如怠惰，並不會比外系背景的更佳。早期有一批史學出身留洋者，多半是研究中外關係與史學史。史學史是研究一位史學家，與教「世界史」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如果一生都未能越出專題，科班出身又如何？不會比藝術史背景的同事教得更好。中外關係的領域與外國有一點關係，學成歸國後一般會讓他們去教世界史。老師曾聽聞：既然你是系上唯一留英的，那麼英國史課程就非君莫屬，該人論文寫的是中英關係，也算老實，直言英國史我一竅不通，便推辭了。其實無須如此老實，臺灣的世界史教師不乏將自己學生時代的王曾才教科書再指定給子孫輩，逐行唸過，囫圇過去。
臺灣的世界史教學更高度依賴國際關係和政治學者，這些人「中通」、「世通」、「史入」、「史方」的基礎功夫一概沒練過，也不知王曾才是誰，藝不高卻膽忒大。在系上西洋史老師都沒有信心開設研究所課程的情形之下，曾有位政治學者以兼任身分包辦了全部世界史專題研究課，課程內容幾乎全屬19世紀德國的政府組織。博士班有位研究美國黑人史的學生，因蜀中無大將，唯有把導師掛在其名下。
另有系上聘請這類「南郭先生」暫代任何基礎課程，都是先一口答應，其效應與我們歷史系應聘數學系先一口應允教授高等微積分的情形相去不遠，於是如何顧左右而言他、殺掉一個學期的時間就變成一門別出心裁的藝術。先生戲謔的說: 最妙的就是系上自估沒能力教世界史的人（中國史老師們）給完全沒有資格的人（沒受過基礎功夫訓練者）分派任務：「我們教斷代史，你嘛，教全世界！」予人印象乃是「全世界」此一學域即使從民雄街上抓個路人來都可以承擔的。
目前臺灣的世界史教學另一項嚴重的問題是教科書。王曾才大學長在上個世紀便已希望其撰寫的教科書儘快被取代。他的框架是西方中心論，即便不呼籲後來者，時代也會發生淘汰作用的，不過此一時代臺灣等待了40年。北部的重點大學師資比較齊備，但在世界通史導論一項，仍不免以西歐史（沒有東歐與南歐）權充世界史，如今美國教育界都無法再蕭規曹隨的時代，臺灣或將成為西方中心論的最後堡壘。這是否可比擬為販賣藥效過期的假藥？這項控訴無疑過苛。它是一種普遍的無奈吧！好比中非共和國 （打過比喻，絕無政治上不正確的動機），全國都仍在使用WinXP系統，無法支援Win10一般。但若從無出現消費者投訴，透露它也可以是一類「客服」，因為大家都得到了不錯的分數，也能畢業，過期的藥反正吃不死。真正感到被囫圇者，是那些想追求前沿性知識者，能有幾何？
老師的一些美國同事問他是否每到一地就批評該處？老師說：「非也，在美國我批評劣質學生，在臺灣我則批評劣質老師。」其實，在臺灣與美國都有這兩類人，只是比例多少的問題，先生只是強調傾向性，稱職者他無需提及。
筆錄者高中時期所使用的歷史教科書，臺灣史大概只有三十分之一，而現在的臺灣史大概是一整本的份量了。先生也認為政府砸了許多經費及時間投資臺灣史，但是看不到成果，沒有大師出現。除了曹永和先生之外，但他是無師自通。臺灣教育部先去中國化，然後減少世界史的鐘點，希望將臺灣史撐起來。十幾年來，課程大綱修改數次，實際上更難定位臺灣，以及形成所謂的臺灣認同。一綱多本的結果，即一份課綱有多種編排方式，原本預期補習班會越來越少，現況卻是學生不補不行，老師們在上課時也會向學生說明課本知識是不足的、且減少很多，反而是筆錄者當時所使用的部編本教科書才是最完整的。
而目前史學研究趨向文化史，但偏向美術史。先生也發覺現在藝術史成了世界史教學的最大臺柱，而且歷史系本身出國留學者，早期的多半學習中外關係跟史學史，今日研究主人國家的多了起來，仍跳不出英、法、德，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論，臺灣的「世界史」甚至連美國史都沾不上邊。美國史屬於另外一個領域，有待專門開設美國史課程。如果論文主題是美國史，那是不能應聘歐洲史的職缺的（國際關係與政治學反倒可以，異哉!）。至於俄國則難以歸類，它既非東方，也非西方，而是在北方。
先生認為歷史意識付之厥如不限臺灣，乃全球大勢，尤其是美國人。千禧年的時候有脫口秀主持人，隨街訪問當時的年輕人，乍看乃聰明伶俐的大學生，問他們一些美國史的問題：「我們本國在一戰時期發揮甚麼作用？」那時是20世紀末，回答者卻說：「哎呀！那是上個世紀的事情，那麼遠怎麼會記得呢！」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搬到19世紀了。美國本來有位足以名列開國元勳的人物，卻變成叛徒，即獨立戰爭後期投靠英國的本尼迪克‧阿諾德（Benedict Arnold, 1741-1801），因此美國的父母很少會將小孩取名為本尼迪克。脫口秀主持人接著問另一人：「你告訴我本尼迪克‧阿諾德是誰？」學生回答：「喔！那不是一種炒蛋嗎？」（註：Egg Benedict）接著又訪問一位女生：「你知道自由女神像的來歷嗎？」女生回答：「那是華盛頓給我們人民的禮物。」接著問道：「自由女神像是怎麼造的？」學生說：「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給他水泥造的。」但材料明明不是水泥，而是鋼鐵。
同樣是千禧年的事情，當時先生在上海，一樣有電視臺在大街上訪問年輕人：「一千年前我們中國是甚麼朝代？」結果年輕人全部講錯，答案有春秋戰國、漢朝，連新石器時代都有！只有一位60歲的老先生的答案是「宋朝」。
先生認為全世界都是如此，沒有歷史意識，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因為現在大眾媒體如連續劇、小說，穿越的劇情太多了，日久導致全盤混亂。而且現在能閱看的事物太多了，看那些奇幻小說，要比歷史書有趣，有學生甚至以為《後宮甄嬛傳》是歷史劇。最主要是身處「後民族建國」的歷史階段，用國民教育培養統一口徑的歷史之需求已相形弱化。
兩相比較，先生認為美國甚至對歷史意識心存輕視。自清教徒開始，美國人說我們來新大陸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舊大陸已然墮落、腐化。我們要重新啟動。到了普救派（Unitarian Universalism）出現，他們反清教徒，因為後者提倡有限救贖論，說耶穌受難僅為了拯救一小撮人；普救派則主張耶穌是為全人類而死，在新大陸這個「新伊甸園」裡，每一代都是新的亞當，無須背負始祖的原罪。他們認為每一代都是擱了淺的船，沒有慎終追遠的觀念，那你能跟上一代學到什麼？現在的臺灣也逐漸美國化了，但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因為臺灣痛恨中共，總得建構自己的歷史，譬如二二八事件，政府會不斷提醒你。的確，某些人還認為臺灣目前仍處於「民族建國」階段，但建國歸建國，19世紀至「二戰」那種炙熱的民族主義就是培養不起來，蓋今日臺灣已處於「後國難、後救國、後歷史」的個人化社會，集體歷史記憶已頗為稀釋。美國人都是只留暫存檔的：10年前的美國人大概只知道伊拉克戰爭，已經忘掉越戰，二戰就更不用講，沒有將它搬到19世紀就萬幸了。
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中有段臺詞：「歷史是個白癡的夢靨，充滿聲音與憤怒，什麼意義都沒有。」我們的歷史其實是某一群人、某一位領袖、某一個時代灌輸而成的。例如以前戒嚴時期須統一口徑，就像京戲中的臉譜都畫好了，誰是忠臣、誰是奸臣，已然有了正確答案，我們背誦便足矣。現在至少在進行除魅，例如岳飛的民族英雄冠冕已被摘除。但沒有歷史也是很可怕的，這不等於集體失憶症嗎？只是現在就讀歷史系的人，有沒有這種志向，自許當「大眾記憶的守護者」？
筆錄者和先生繼續談到歷史、認同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先生認為港獨有陳雲等人背書，借用歐洲中古史的城邦概念鼓吹香港獨立。不過，先生覺得這些人提出的西洋史全屬胡謅。且陳雲並非歷史系出身，而是外語系。先生說現今的情況是任何人都可以發明歷史，香港立法會有兩位新任議員抗拒就職宣誓，不用「中國」而用「支那」，其中一位曾呼籲蔡英文接管新界租借地。這完全是沒有歷史知識才講得出的昏話；
套用《馬克白》的臺詞：「歷史乃白癡的夢靨」。但沒有歷史則是腦死。
現在若問歷史所研究生「殷海光是誰？」，大多無人知道。先生課堂中提到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有人望文生義，說是不是「嚴耕望」？又有一年，先生在「歷史研究導論」課堂上再次提到殷氏，詢問該人做過甚麼，學生因為聽到「殷」字，就認為大概是研究甲骨文的。這是歷史系博碩班學生對戰後臺灣的記憶，「大眾記憶的守護者」云乎哉？
有一回大學部《系刊》訪問先生，提及李敖，現在看來算是名嘴、作家，先生提到李敖因挑起「中西文化論戰」一舉成名。訪談完後編輯給先生看校對稿，上面寫道：「李敖當年寫過一本書，名為《中西文化論證》。」這可能是錄音的關係，有點口音所以寫錯。但這屬於戰後臺灣史，都能錯得這麼離譜，根本就不用提甚麼粟裕、陳賡、省港大罷工等等，這些對於部分歷史系的老師而言都不一定知曉。80年代有部臺灣拍攝的電影，以金門炮戰為背景，但是對白中沒有「共匪」、只有「敵人」，前後僅經過十年，就出現時代錯誤的用詞，對這一代人來說「赤化」一詞已全然陌生。
七、絮語：港臺相較
筆錄者和老師、學妹們在中正大學的湖畔咖啡廳，「閒聊」了一整個下午。早已習慣老師自嘲又戲謔的說話風格，平時下課也常找老師談論課業以外的問題，譬如我們都喜歡的電影。雖然我們年代差異頗大，近期的戲劇還是能夠搭得上話。不過，在筆錄者的眼裡，先生仍是高深莫測的。
最後，筆錄者還是提了個比較生活性的問題，在臺港兩地都生活一段時間的先生，對臺港的看法。先生直言比較喜歡臺灣，認為香港過於市儈。現在對臺灣與香港的看法都比較好一點，先生回憶自己在1980年的時候，因為要回史丹佛大學上课而途經日本，當時遇到一位香港大學同學會前會長，已經進入社會工作。對方問先生：「專業是甚麼？」先生說：「歷史。」他馬上面露不豫之色，還問怎麼會去唸歷史？也就是香港這樣功利的社會環境，讓先生對該地印象一直不佳。
先生覺得臺灣至少還認為自己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香港雖非沒有此種文化心態，例如錢穆等人，但小市民覺得有口飯吃即可，不必搞文化大業。先生自己的家人也沒什麼想法，因為父親經商，然英年早逝，先生幾乎完全是靠自己一路經營自己的人生。先生來臺之前，對大陸的一切不甚理解。直到來臺後，反而有機會看到禁書，讓他能閱讀到魯迅的著作。在香港時，完全不知道魯迅是誰，因為在香港，他無關宏旨。
八、後記
筆錄者20餘年前就讀小學時，即立志將來要當「博士」；國中時，明確知道自己喜歡歷史。高中畢業時，考試成績並非不好，而是師長認為唸歷史沒前途，所以就讀了管理學院。四年的大學生涯讓筆錄者更確定了一件事，就是自己這輩子唯一不會放棄的，就是「歷史」。於是，筆錄者轉向走上了這一條「不歸路」。
國中時代以降，英文就令筆錄者頭疼，雖然考試不成問題，但始終不是門喜歡的科目。碩士班階段選讀了臺灣史，是個筆錄者中學畢業之後才出現的專門領域，只好從頭念起。及至博士班，原本仍打算在碩士的基礎上擴大範圍，兜著兜著，竟然走到了一個20年前絕對想不到的方向－全球史。雖然還沒畢業，雖然還不知道論文會寫得怎樣，但筆錄者非常感謝一直鼓勵我的張秀蓉老師，牽起了我和先生的師生緣分。至今筆錄者仍慚愧的覺得歲數有先生的一半有餘，學問卻不知道有沒有1％。但為人學子，最初總是望著尊長的項背，亦步亦趨，謹慎小心的跟隨著。只期盼有朝一日，可以縮短與先生們的距離。
